神学院就是装备学员去帮助别人死
橡树出版之【深度书评】
本文由李晋和马丽翻译并提供。来自大溪城论坛神学教育专场，由三位任教于三所不同改革宗神学院的教授发言稿整理而成。三位教授在此主题上各有专长：改革宗神学院（RTS）的博格斯教授对中国教会神学教育的现状有深刻的洞见，这些洞见（收录在《中国归正中的教会》一书中）源于他多年亲身参与和观察中国的神学教育；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（PRTS）的周必克教授总结了圣经对神学教育的一些原则性要求；加尔文神学院（CTS）的博尔特教授是当代研究凯波尔和巴文克的权威，他用荷兰教会历史上的案例来反思现今的教会处境。
忠心的教师教导忠心的学生
文/博格斯
对于中国当下的教会处境来讲，神学教育需要稳定性、简单性和持续性。各种社会问题和文化失序现象也影响到中国的教会，使得中国教会出现各种教会论上的混乱，很多教会遇到一系列问题——如强人领袖、假教师、谬误教导、教会分裂、个人偏好大过原则等——的困扰。而这些都不利于教会建立起健康的属灵操练、持续的见证和有活力的事工。
理想的神学教育是由忠心的教师教导忠心的学生，让后者成为本地教会忠心的传道人。遵照这一方式，老普林斯顿曾影响了全球的长老制教会，直到1929年为止。同样的，中国本土的神学教育也有潜质塑造本土的教会，继而影响全球基督教的发展。现在我们看到归正教会在日渐增多，这正是各种神学教育课程产生的果效。在今天的中国，一些归正神学培训中心和教会都在建立认信改革宗的神学院，这也不足为怪。
归正教会的发展，特别是长老会或区会的形成，是为一些归正神学教育奠定本地教会的基础，可以监督此类神学教育的进行。不过，这些学校或机构急需培养出本土的教员，而这一点，还没有哪一间国内学校或机构预备好。
中国需要更成熟的神学教育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牧会事工的归正。改革宗传统一直强调传道人有学习的责任，所有长老都必须善于教导（提前3:2；提后2:2）和纠正谬误（提后2:24-25）。对于长老而言，他们除了需要有活泼的个人信仰、成熟的属灵生命，还需要接受教义掌握程度方面的考核（多1:9），如此才能解决争辩、反对错谬教导和为福音及上帝子民辩护（徒15,20）。但毫不夸张地说，在中国教会里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——两岁大的信徒在教导一岁大的信徒。一些牧者的确蒙召，也有服侍的恩赐，但大多数人缺乏圣经和神学研究方面的训练，或在牧会环境中缺乏可以互相鞭策监督的同辈。
除了大环境的约束之外，神学教育在中国面临很多挑战，很多机构主要通过密集课程来培训传道人，教学质量和稳定性不能保证，加上生源大多是兼职的传道人，学员自身的预备和投入也都欠佳。我认为这是当下最首要的一个局限因素。另外一个因素是，学员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，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学员。大多数培训机构提供的是非学位课程，这样的课程设计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。
在这方面，基督教图书出版在培养传道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。不过，虽然一些神学院拥有几千册基督教类图书，但仍亟需优质的、翻译准确的书籍。中国教会也需要有本土的学者创作出一套处境化的书籍，包括介绍性、概览性书籍和更专业性的神学研究书籍。
在课程设计方面，很多神学教育工作者认为，中国基督徒最需要的是将教义发展成一个系统性的框架。他们认为，非学位课程一般都很碎片化，不够全面、体系化。但即便是学位课程，在这方面亦举步维艰——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是，教员从一个主题教导到下一个主题时，无法连贯地预备课程。很少有中国牧者受过装备，可以让他们在这些不同主题上（除了实践神学之外）有比较专业的训练。通常的做法是，找一些客座讲员来填补，但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教学模式，外来讲员也不一定可以将课程很好地处境化。所以，现在最需要的是兴起一批有神学研究专长的本土学者。
由于缺乏具有认证资格的正规神学院颁发的学位，中国大陆培训出来的传道人也很难获得去国际神学院校深造的机会。对于神学院来说，师资不足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发展障碍。培养中国本土的神学学者，对于归正中的教会的长期健康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
这样的学者首先可以带来一些实际的益处，如提高教学效率、保持教学的持续性和减少对客座讲员的依赖；更重要的是，对于自治、自传和[]自养的院校而言，若有能对本地长老会负责的本土神学学者，这些学者就可以对这个神学院的运作和课程负完全责任。或者说，培养本土神学学者的最重要理由在于，这对归正神学传统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处境化都具有决定性作用。
我们必须训练一些人，用福音与世界争战
文/周必克
圣经为神学教育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画面，让我们看到它怎样成为上帝荣耀计划——就是上帝借救赎万民来荣耀他儿子——中的一部分。
圣经只有一处用到“school”一词，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建立的教学中心（徒19:8-10）。这个神学院所遵循的模式正是一个传讲、辩护、教导和差传的中心。首先，神学院应该是传讲的中心。保罗当时的传讲是自由、有信心的，甚至在面对真理之敌人的时候也是如此，这是圣灵赐下的信心。保罗使用逻辑论证来建立基督教信仰的教义，是基于圣经中律法和福音的启示。他竭力要劝化并感动听众，为要他们生出长久的信心和顺服。神学教育中心的呼召正在于此，其中的人应该用榜样和教导来传讲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让所讲的教义系统，都是符合圣经的、教义性的、经历性的和可应用的。
第二，神学院也应该是抵挡谬误的中心。保罗的学校诞生在逼迫中，必须分别出来。一所忠心的神学院校必须是逆文化的（counter-cultural），它必须从世俗中分别出来。福音赢得选民，却也同时让其他人心里刚硬。神学教育不应该与这个世界相契合，而是应威胁到世上的假神，不管是律法主义者的自义，还是异教徒的物质主义。我们必须预备训练一些人，用福音与世界争战。
第三，神学院必须是教导的中心。保罗当时在那间学校待了两年，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教导和基于圣经与人辩论上。这反映出，保罗关心的是要让基督的门徒扎根圣经更深。对于一个像保罗这样巡回传福音、呼召使更多人信主的宣教士而言（罗15:19-21），这两年时间是非常大的一种时间上的投入。他可能花费了1500-1800小时的教学时间，这比今天一些神学生受训的时间还长。正因如此，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才成为新约中最荣耀的“神学宝石”之一。所有这些都表明，他刻意用一段集中的时间来教导人明白上帝的话语。正如一位忠心的传道人必须致力于祷告和传讲上帝的话语（徒6:4），同样，一所忠心的神学院必须致力于持守一种严格殷勤的时间表，用来教导和学习。
第四，神学院必须是差传的中心。保罗的学校之所以存在，不只是为了以弗所教会可以在圣经教义上扎根，而是为了让所有住在亚细亚的人都可以听到主耶稣的道。这不只是一个保罗在那里教学的地方，也是保罗培训更多教师的地方（提后2:2）。神学教育的目的是兴起一批为福音劳力的人，他们既要服侍已有的教会，也要建立新的教会。
圣经中关于神学教育的这一蓝图，也实现在归正教会的历史中。在教会历史的一些关键节点上，如复兴和改教时期，神学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，成为福音全球广传、教会增长和上帝国度扩张的中心。这对于新教的改革来说，特别突出。当难民涌向瑞士的日内瓦时，加尔文花了大量时间建立了一所“为基督的学校”，让人们扎根于圣经和归正信仰的真理上，而这些学员后来把所学的带到了他们在欧洲大陆的故乡。之后，当改革宗和长老会基督徒移民北美时，他们也很快意识到，欧洲的神学院和大学无法给他们预备在新世界的事工传道人。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，连这极少的课程也全部停止了。于是，北美信徒们开始自己建立神学院。
到了19世纪，第二次大觉醒让信徒们更加火热地参与到全球宣教中。新泽西的普林斯顿神学院建立后，很多著名的教授（如Archibald Alexander, Charles Hodge, B.B. Warfield）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训练了六千多名传道人，这些传道人都是可以为圣经的归正解释进行辩护的。这些神学教授也为20世纪的福音主义奠定了学术、属灵和实践基础。
神学院”seminary”一词最初的意思是“苗圃”，是将种子培育成树苗，然后移植到其他地方，使其继续成长和增长的的地方。作为清教徒神学院的院长，我最大的喜乐之一，就是看到全球各地的学员可以被差派出去，完成大使命。这是神学教育的高贵呼召和巨大潜力所在。
神学院不是教导传道人如何主持葬礼的地方
文/博尔特
我的一个论点是，神学院的呼召和工作必须与牧会事工紧密相连。首先我要说的是，牧会事工说到底就是帮助人们去死。神学院不是一个教导传道人如何主持葬礼的地方。基督徒的身份，以我们的洗礼和圣餐礼为记号，总的来说就是关于如何向着自己死、向着罪死以及在基督里有新生命的样式。要想在神学院教书，我们自己必须先死过，然后教导那些同样死过的学员们，装备他们去帮助别人死。在教学中，我们要帮助他们用一种方式来传讲上帝的话语，让听的人可以认识到自己的罪，认识到自己需要向罪死，而且懂得怎样靠圣灵的大能活出复活的生命来。
我想先介绍神学教育界的两位巨匠：凯波尔和巴文克。他们都深刻反思过当时的神学教育，他们的挣扎今天还可以让我们受益良多。凯波尔和巴文克都在莱登大学（University of Leiden）接受神学训练，一直到完成博士学位。莱登大学是当时荷兰最顶尖的神学院校，也是一所比较现代或自由化的学府。凯波尔进入莱登学习并不让人吃惊，他父亲是荷兰改革宗教会（DRC）的传道人，而莱登是荷兰的哈佛。巴文克进入莱登学习却是令人吃惊的，而且这一决定让很多敬虔的基督教改革宗教会（CRC）成员惊讶。
这个教会在1854年建立了自己的神学院，位于坎朋（Kampen）。巴文克为什么去上莱登呢？他自己给出的原因是，“我已经在本地学校完成了学业，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要去莱登继续深造，为的是熟悉现代神学在讲些什么。”这种想要突破原来狭窄的宗派背景、要与更广博的神学学术对话的愿望，成为巴文克一生神学学术的追求。他承认，自己在莱登学习的几年是充满挣扎的。但他曾对友人说：“如果我有一件事要感谢莱登，那就是这里的学习让我理解自己的对手。”由此可见，巴文克认为在大学环境中攻读神学，可以帮助他与其他科学领域的学者进行对话。这当然也是凯波尔在1880年建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时的异象。
我讲这一段历史，是为了呈现两种不同的神学教育路径。一种是大学模式，该模式的主旨是为了发展神学学术和在学术上杰出的牧会训练，并使神学与很多其他人类科学和知识进行对话。神学不能回避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其他宗教和非基督徒的文学作品等等。相比之下，还有一种是神学院的模式，更专注于教会，是以圣经知识、教义为基础内容，也包括牧养关怀和宣教。神学院模式的主要关切，不是与外面的世界对话。
在荷兰改革宗教会所经历的神学教育挣扎中，巴文克站在这两种模式之间——一边是位于坎朋的、竭力保护教会的神学院，一边是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学。巴文克相信，神学作为所有人类知识的一个有机部分，不应该只局限于一所圣经学院或神学院中。但是，他同时也不愿意看到神学学术日渐脱离教会生活。
这对于今天中国的神学教育有什么可借鉴之处呢？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模式，大学的，还是神学院的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努力思考历史处境。神学教育的大学模式源自基督教王国（Christendom）这一现状的观念，在基督教王国中，社会被福音塑造，以至于人们对于一些关于上帝、启示和人类知识的普遍假设，是与圣经的世界观相一致的，能塑造所有教育。
这一观念在凯波尔和巴文克的19世纪后半期已经解体了。基于这一认识，我觉得中国处境下的神学教育应该走神学院模式。中国的神学教育者应该认识到，神学院教授和学员的敬虔、委身和品格是最重要的。我所在的加尔文神学院要求每个学生都阅读霍费尔德的《神学生的宗教生活》一文，其中说道，“一个传道人必须善于学习，他必须体会到自己完全无能做这项工作。而一个传道人必须首先是敬虔的，然后才能成为善于学习的人。”
我认为，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首先要鼓励传道人进入圣经研究领域，然后是历史神学领域。教会的力量在于扎根于上帝的话语，而我们作为活在主升天两千多年之后这个时代的人，必须和过往时代的圣徒们一起读懂上帝的道。
神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受时代背景制约时，它就在该程度上向大学模式转移。（虽然我也可以公平地说，处境当然也是一种宣教学的动力。）
我认为现今神学院模式需要更多退出世俗事务。现今西方教会神学教育的一个问题是，我们过多参与到事工之外的世俗事务中，以致于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。神学院应该让学生们深刻意识到自己要逆文化而活，若做不到这一点，他们怎样去教导出逆文化的门徒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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